“我的父亲是一个反叛者，一个战士，一个一夫多妻的支持者,”费米·库蒂(Femi Kuti)在电话那头对我说,“父亲一生都在斗争，在外面和政府斗争，在家里还要管理27个妻子。对我而言，父亲是个伟人，而我要做的就是把他的音乐和理念发扬光大”。

费米的父亲是已逝的尼日利亚音乐家费拉·库蒂(Fela Kuti)。

周日凌晨2点的“非洲圣殿俱乐部”(New Afrika Shrine Club)是一副生动的当代非洲主流音乐场景：生锈的铁墙，吧台和塑料桌椅散在四周，摇摇欲坠的舞台，小吃摊烤着当地羊肉串，卖烟草的小贩和吵闹的人群行走其间。最出彩的还是舞台边上的两个铁笼子，笼子里“关”着两位性感的非洲舞者，她们身穿传统非洲服饰，随着节奏疯狂扭动着。这里就是 “非洲敲打乐”Afrobeat的诞生地，也是费拉·库蒂一手建立的音乐王国。

“非洲圣殿俱乐部”

费拉是位音乐战士，用音乐来反抗独裁，抵制腐败。他曾被尼日利亚频繁更迭的军人政权囚禁过200余次。他建立了卡拉库塔共和国(the Kalakuta Republic)，宣布从尼日利亚独立，并且自命为共和国领导人，任何想加入的人，不论男女，费拉都会为他提供工作。1978年，他一次性娶了27名自己的舞者，声称要发扬约鲁巴人（西非主要民族之一）一夫多妻的传统。他的人生经历被改写成剧本，2011年百老汇音乐剧《费拉!》在他的祖国尼日利亚演出。

费拉·库蒂和他的27位妻子

费拉·库蒂缘何成了音乐战士？

费拉生于1938年，出生高贵，家境优越，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尼日利亚的“富二代”。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黑人牧师和教育家，母亲芳米亚露(Funmilayo Ransome Kuti)更是尼日利亚政坛的一朵铿锵玫瑰，对费拉影响深远。她不仅是出名的政治活动家、女权主义者，是尼日利亚第一个拿到驾照的女性，更曾亲赴俄罗斯和中国，成为第一位会见毛泽东的尼日利亚人。本来，家人抱着费拉成为律师或者医生的期望，送他去伦敦接受更好的教育，没想到费拉受到伦敦夜生活的影响，决心投身音乐事业。

费拉·库蒂和母亲芳米亚露

凭借着音乐天赋，费拉很快在尼日利亚成名。他的歌广为传唱，但是歌词内容很随意，甚至连喝过的汤也能被他写进歌里。可1969年的一次美国之行改变了费拉的音乐轨迹和人生目标，他第一次体会到黑人作为二等公民受到的歧视。在洛杉矶，库蒂遇到了桑德拉·史密斯(Sandra Smith)，两人惺惺相惜、坠入爱河。当时，桑德拉是美国70年代的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黑豹党(Black Panther Party)的成员，这个组织由非裔美国人组成，宗旨是促进美国黑人的民权。桑德拉是库蒂的情人，也是他的精神导师。交往中，桑德拉问他，为什么要把汤作为歌曲主题？歌是可以有教育意义的，她告诉费拉，歌也可以成为武器，消除非洲大陆的不平等。从那时起，费拉像是突然开了窍，意识到音乐也许是神赐给他的武器，他要用这武器改变非洲人民遭受多年殖民和压迫的事实，用音乐唤醒非洲人民的民族意识。

费拉·库蒂和桑德拉·史密斯

“非洲敲打乐”Afrobeat由此诞生。这种音乐混合了爵士(Jazz)、放克(Funky)、萨尔萨(Salsa)、卡里普索(Calypso)以及传统非洲音乐，乐器有常见的吉他、萨克斯、小号、电子琴，以及非洲民间的各种打击乐器。Afrobeat流派的歌曲一般超过10分钟，乐队也比较庞大，内容大多是尼日利亚人对统治阶级的抱怨和指责。很多歌词幽默诙谐，引起了非洲劳苦大众的共鸣。

比如《绅士》 这首歌。费拉在歌里戏谑统治阶级不穿民族服饰，过分追求西装革履。他唱道：“非洲很热，我知道该穿什么，可我的朋友不知道，他穿上袜子，穿上裤子，系上领带，套上外套，他成为了一个绅士。可是太热了，他留了好多汗，他热的快晕了，我可不是像他一样的绅士。”歌词活脱脱地呈现出一个崇洋媚外的非洲中产阶级的嘴脸。

当然，费拉的一切激进言行不会逃脱尼日利亚政府的监控。士兵们两天一小闹，三天一大闹。最严重的是1977年2月18日的一次大袭击。时任尼日利亚联邦军事政府主席奥卢塞贡·奥巴桑乔(Olusegun Obasanj)下令1000名士兵突袭卡拉库塔共和国，只因费拉拒绝参与那届在拉各斯举办的泛非音乐节(Pan African Music Festival)。他们放火烧了房子，殴打共和国内的居民，强奸费拉的多名妻子，并且把他78岁的母亲直接扔出了窗外。费拉自己也被殴打得面目全非、奄奄一息。这次致命的袭击使费拉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和“非洲圣殿俱乐部”这个根据地。很多从前依附他的人看到他的失势也纷纷离去。费拉的母亲在几个月后因伤与世长辞。伤心之际，费拉直接把母亲的棺材抬到了市政府门前以示抗议。不仅如此，1983年至1985年间曾任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，后来成为尼日利亚现任总统的穆罕默杜·布哈里(Muhammadu Buhari)，1984年为阻止费拉赴美演出，诬陷费拉带着1600英镑出境洗钱，将他监禁了一年半之久。

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杜·布哈里

这一系列的打击让费拉这个音乐战士疲惫不堪。他开始患得患失，怀疑身边所有人都是美国派来的间谍。他逐渐远离公众视线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一位加纳牧师一起研究非洲巫术。不论是婚丧嫁娶、录制唱片、巡回演出，费拉都要和牧师一起作法，询问神灵的意见再做决定。而圣殿俱乐部从一座音乐殿堂，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祈祷膜拜之地。音乐也渐渐退居二线。

终其一生，这个被西方嬉皮士所推崇的非洲男人对很多西方价值观不屑一顾，反而尊崇非洲传统。比如费拉认为，艾滋病是白人的疾病，非洲人因为食用健康食品，饮用河水，并且受到神灵的保佑，没有得艾滋病的可能。可讽刺的是，他自己就染上了艾滋病，1997年与世长辞，享年58岁。

费米现在是圣殿俱乐部的管理人。他很好地继承了父亲的衣钵，成了一位演奏家、作曲家，同时支持一夫多妻制度。他说：“非洲是一个受伤的大陆。殖民之后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认知，我想音乐是我们走向觉醒的一条必经之路。不论尼日利亚政府多么想迫害我，我会坚持做音乐，把劳苦大众的声音表达出来。”

费米·库蒂

我想，费米有朝一日也会像他的父亲费拉·库蒂一样，成为一名真正的音乐战士。